浅析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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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的立法背景

伴随互联网发展，非法删帖、发帖中伤、泄露隐私等利用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频发，个人信息保护迫在眉睫。20xx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划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明确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认定，以及如何对网络水军进行规制。《规定》已于20xx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自20xx年10月 10日起施行。

互联网行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了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影响了社会生产方式。个人信息安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最高院首次将个人信息保护范围进行划定，并认定个人信息侵权范围，不仅有助于法院认定网络侵权案件中的定性问题，也从法律上保障了网络个人信息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审理利用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发布会中公布了八起关于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某一起案例就是关于如何认定网络个人信息权益侵权范围的案例。这起案例即“徐大雯与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民事纠纷案”。

二、网络个人信息侵权“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20xx年10月18日，著名导演谢晋因病逝世于酒店中。谢晋的逝世本是一件值得哀伤和悲痛的事情。当时被称为网络水军“头目”、人称“宋大嘴”的宋祖德联合刘信达利用“博客”等相关自媒体，以谢晋的去世原因进行虚假编造，形成莫须有的故事进行传播，来博取社会公众的眼球与视角，并达到侮辱谢晋之目的。因此，谢晋遗孀徐大雯作为谢晋之妻对前者提起侵权诉讼。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依法判决宋祖德、刘信达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徐大雯精神损失20万元等。两被告虽提起上诉，最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姚辉关于这个案件的相关事实与案件意义，作出了相关介绍。

他认为自媒体进行传播应与传统媒体表达方式一样，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同时，他认为两被告利用自媒体传播方式，利用编造的个人基本信息等内容进行传播，也是侵害了网络个人信息安全。法院判决较高的精神损失费，体现了侵权责任的理念与精神。这起典型案例从侧面反映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界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法规的适用等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此次《规定》第十二条指出，“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条法条在《规定》中显得特别重要，从基本概念上认定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范围。今后，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出现此类法律纠纷问题，法院将以此为依据，作出公正的判决。

三、保护网络信息安全意义

法治国家建设离不开社会的稳定，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与维护社会秩序有重要的联系。因此，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关于治理国家过程中如何认识秩序的一段话加以诠释。“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 他认为个性化的追求应在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才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社会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保护网络个人信息也将促进社会稳定，为合理有序的社会秩序提供活力之源。

我国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都明文规定保护合法个人权益。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随着时代进步，个人信息也将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需要。或许，我国将来的法律规定将个人信息作为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刚刚落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全面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也属于公民的合法权益行列。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作出了如此详细的法律规定，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我国法律规范不断完善，将为网络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制度与法律上的保护。因此，寄望于《规定》为我国今后法治之路，起到重要作用。

四、结语

今天网络发展与更新的速度已不再是人类可预测的，个人信息是否能随之得到保障，我们都很难给出结论。众所周知，美国“棱镜门”事件后，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似乎对个人的信息产生了共同的认识。信息战作用或许在将来的战场中愈发重要，或许未来的世界局势格局皆因信息而起。

如今，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等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更多引发了法律问题。这也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困扰，也严重影响社会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我们更要努力做好自救工作，更应利用法律，通过法律的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一、个人信息跨境转移的主要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个人信息的跨境转移使得个人信息被泄露、破坏、滥用的风险大大增加。这不仅在微观层面上会给信息主体造成影响，在宏观层面上还会涉及国家安全及贸易壁垒等问题。为了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上，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许多国家（地区）的立法都就境内机构向境外第三方转移个人信息的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在不同的政策导向和法律文化下，其具体模式及公权力介入的程度不尽相同。诸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等国的法律并未就信息跨境转移制定特殊的规则，而是统一适用向第三方转移个人信息的规定。而欧盟1998年10月25日起生效的《关于对个人数据处理中的个体保护及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以下简称欧盟《指令》）关注的重点则包括防止因第三国的保护不足而导致的数据滥用。在此框架下，欧盟各国的法律都也专门针对个人信息跨境转移进行了具体规定。拉美、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做法。2010年澳大利亚对其1988年隐私法进行了修改，其中APP8以及S16C建立起向境外转移个人信息的法律框架。香港1996年《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33条也规定了将个人信息转移至香港以外地方应满足的条件，但该条款至今尚未生效。

鉴于上述问题，国际各方开始尝试设计新的制度作为补充，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跨境流动之间的平衡。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在于借助公司自己的隐私规则实现跨境信息保护，以公司自律为基础，辅以行政或司法手段保障其实施效 ……此处隐藏14467个字……>②具有损害事实，即违法行为产生了具体的后果，比如损失、损害、妨害、伤害等；

③违法行为与损害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要求具有次序性、客观性、关联性与现实性；

④行为人的过错，对于个人信息侵权的民事责任，依据其归责原则，应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认定直接推定为行为人主观有过错。

（3）民事责任免责事由与民事责任的承担

在特定情况下，即使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符合其构成要件，但若存在可免责的情况亦非绝对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民事责任免责，而免责的事由则是法律层面考虑并设置的种种例外情形，比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等综合衡量和考虑。具体来看，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免责事由有以下几种：一是因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二是因受害人的故意后重大过失；三是因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害而无不当或未超过必要限度的；四是行为的做出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的；五是行为的做出是个人信息主体书面同意的。

一旦个人信息侵权的民事责任认定，侵权行为人就需要担必要的法定民事责任，通常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具体赔偿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确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与标准，一般需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①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对应的赔偿标准；

②损害赔偿额度应与侵权行为恶劣程度相对应；

③当侵权行为对个人信息主体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时，应在确定赔偿范围时加大赔偿额度。此外，从民法来看，民事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包括停止侵害并排除妨碍，消除影响应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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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天鹏。论网络时代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D]。湘潭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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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两个新罪名，该两罪名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关注。刑法新设该两罪名，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说明国家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信息”(Inform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information”，《辞海》将其定义为“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义尚未作出，相关学理定义也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信息应当具备特定性特征和可区分性质。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个人信息是指个人姓名、住址、出生口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

二、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现状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以及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这四个罪名的犯罪主体，可以在不同的犯罪场合下，获取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用于犯罪，从而导致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因此，通过设定该等四个罪名，可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三、侵犯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非法提供行为是否包括非法散布行为的认定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行为仅表现为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这两种情形。但是现实情况绝非如此，不法分子往往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网络、传单、短信、邮件等方式予以非法散布出去，从而导致公民的信息泄露，又被其他不法分子予以利用，给公民及其家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造成巨大损失，也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非法散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危害性己不言而喻，既然非法散布的危害性如此之大，但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客观行为并没有包含非法散布行为，那么笔者要问非法提供行为是否己经包含了非法散布的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提供的含义中并不包含有非法散布的意思，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就非法提供作进一步的立法解释，从立法之初来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都是经过了严格的遣词造句，法律用词的含义是明确、唯一的，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因此，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法律职业人不能随意进行解释，即不能扩大化解释，也不能限制化解释，否则，会造成法律的不稳定性，有违刑法设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出现类推使用的现象，不利于刑法的稳定性。对此观点，笔者认为不妥，从提供和散布的对象上分析，虽然被提供的对象是明确的、固定的，被散布的对象是不明确的、不固定的，但是本质上都是由信息的持有者向未持有者传递信息，从而使得未持有者也获得了该信息:从提供和散布的危害性上分析，两者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提供所造成的危害性更为具体和快捷，而且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概率往往比较大，散布所造成的危害性则不为那么具体和快捷，散布出去不一定会造成社会危害性，往往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因此，笔者认为其实提供一词含有散布一词的含义，无非提供的对象是明确，而散布的对象是不明确，不能因为散布的对象不明确而否认散布也有提供的含义，因此不法分子将公民个人信息予以散布也应当认定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

（二）非法使用获取的个人信息行为性质的认定

法律之所以规定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不法行为入罪化，其原因在于公民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后将用于刑事犯罪，诸如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等，给公民个人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故此，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笔者在此要问国家机关或者金融、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仅只是非法使用该信息，不存在出售和非法提供的情形时，能否构成犯罪？当然，前述人员将在履行职务时获取的他人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犯罪情形，固然构成其他犯罪，笔者在此要问的是，这些工作人员使用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没有构成其他犯罪时，该行为能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该行为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该社会危险性甚至可能会超过出售和非法提供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非法使用获取的个人信息纳入法律所禁止行为，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该漏洞，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

四、结语

针对个人信息实施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对此十分重视，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并惩治该类犯罪现象，我国对此也不例外，在刑法中新设罪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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